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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打高句丽怎么输的
发布日期:2019-07-01 17:23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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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业三年(607),杨广北巡到突厥汗国启民可汗的王庭,无意中见到高句丽王国派到突厥汗国的使节,杨广吩咐那使节说,他将于大业七年(611)前往涿郡(今河北涿州),命高句丽王高元亲自到涿郡朝见。

  杨广于大业七年(611)真的前往涿郡,高元却没有到。杨广感到没有面子,下令讨伐高句丽,动员全国士兵集中涿郡,粮秣集中在辽西郡(今辽宁义县)。军令惨急,造舰工匠站在水中,昼夜加工,腰部以下都生满蛆虫,半数死亡。官仓粮食和兵器盔甲,也紧急运往辽西,车船衔接,路上川流不息的有10余万人,病死饿死,无人收葬,尸体横路数百公里。而这一年,黄河南北都发大水,30余郡成为泽国,饥民纷纷投奔荒山大泽。但民间征粮,毫不放松,朴实的老农赶着牛车,带着自备干粮,踽踽上道,大多数连人带牛死于中途。没有牛车的人,二人合推一辆小车,可载米三石。沿途用米充饥,到达辽西时,已无剩余,无法缴纳,只好避罪逃亡。隋政府指称他们是盗贼,一面派兵征剿,一面逮捕他们的家属处刑,以期收杀一儆百之效。于是,人民纷纷武装抗暴,集结起来,屠杀官员,抢夺富民食粮,天下大乱。

  第二年(612),集中于涿郡的兵力已达113万。杨广御驾亲征,辽东(今辽宁辽阳)是高句丽王国西境第一大城,在中国兵团猛烈攻击下,城垣塌陷,高句丽守军悬白旗乞降。可是将领们没有杨广旨意既不敢接受,也不敢继续攻击,只好停战,急向御营报告杨广。等到指示回来,守军已把缺口填住,恢复抵抗。一连三次,都被耽误,以致那个并不坚固的孤城,竟不可动摇。加之渡鸭绿江深入高句丽国境的另一支军队失败,杨广只好狼狈撤退。第一次东征,损失30万人。

  第三年(613),杨广第二次御驾东征。这一次辽东城绝不可能再支持下去,可是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叛乱。杨广只得放弃辽东,回军迎战,第二次东征也草草结束。杨玄感兵败而死,杨广因此设立特别法庭,展开大规模逮捕处决,促使民变更加激烈,不可遏止。

  第四年,全国已经一片沸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四方响应。可是杨广仍作第三次东征,高句丽王国一连三年受到攻击,已精疲力尽,只好求和。杨广总算争到一点面子。可是杨广回到洛阳后,征召高元入朝,高元仍然不来,杨广火冒三丈,下令准备第四次东征。

  大业十一年(615),杨广从洛阳出发,先到汾阳宫(今山西宁武)避暑,避暑已毕,再悠悠北进,打算顺着御道前往涿郡,开始第四次军事行动。突厥汗国始毕可汗得到消息,亲统骑兵十余万,向杨广突袭。杨广退到雁门,被突厥团团围住,猛烈攻城,流箭堕到杨广面前,城内存粮又仅够20余日。杨广登城巡视,向守城将士说:各位努力杀贼,只要能够脱险,凡随驾官兵,不要发愁不富贵。赖守城将士坚守,城池一直未被攻破。后来突厥北方发生事变,始毕可汗才解围而去。杨广回到洛阳,心神稍定,对当初所作的重赏有功将士的承诺,全部不认账,尽失人心。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 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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